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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姆放火案承办法官是否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8-1-19 阅读:782次【字体:

杭州保姆放火案的辩护权现在成了香饽饽,为了这个辩护权,党琳山律师、何兵律师,杭州中院和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杨金柱律师等,各方撸起袖子,面红耳赤,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杭州中院给莫焕晶安排法律援助律师是否妥当呢?虽然与我无关,但看着他们搞来搞去,很着急。说说我的看法,纯属个人观点,不做证据适用。


首先,我们来捋顺一下莫焕晶案辩护权问题时间顺序,以下事件信息均来自于微信(党琳山发出的和杭州中院发出通告信息):


2017年6月26日,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通知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辩护律师。


2017年7月19日,因莫焕晶亲属另行委托其他辩护人(党琳山律师),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依据《杭州市法律援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终止法律援助。


2017年12月21日开庭,党琳山退庭。


12月27日,莫焕晶向杭州中院出具不再另行委托辩护人,由法律援助律师为其辩护的书面文书。


12月29日,杭州市法援中心指派两位律师前往杭州市看守所会见莫焕晶。


2018年1月5日下午,莫焕晶家属委托的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何兵律师向杭州中院递交委托手续。


2018年1月8日,杭州中院称,将在听取莫焕晶的个人意见后,依法处理何兵律师委托事宜。


2018年1月12日,杭州中院称,“莫焕晶经过考虑后,于1月9日向我院表示,其本人愿意接受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两名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其辩护人。


2018年1月16日上午10时许,杭州市司法局指定的徐XM律师给莫焕晶家属的电话中称,2018年1月8日接到法律援助任务。


通过时间顺序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以下问题:


1、莫焕晶在侦查阶段有法律援助律师,但家属委托的党琳山律师介入之后,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依据《杭州市法律援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终止了法律援助。


2、党琳山退庭后,杭州中院认定党琳山的退庭不是抗议法庭,而是拒绝辩护,进而断定党琳山律师丧失辩护权。根据《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显然没有莫焕晶解除党琳山律师的书面材料,是不能认定莫焕晶解除党琳山委托的。


3、如果现在的法律援助律师接到援助任务的时间是2017年12月29日,那么在2018年 1月5日何兵律师介入之后,与本案在侦查阶段的情况一致,即有“委托的律师”介入,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也应当依据《杭州市法律援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终止援助。那么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什么现在还不终止法律援助,有深入探讨的余地。


4、如果现在的法律援助律师接到援助任务的时间是其在给莫焕晶家属通电话时称的2018年1月8日,则意味着何兵律师1月5日介入的时候,并没有法律援助律师的存在。那么已经有委托的律师的情况下,杭州中院依据什么规定可以再安排法律援助律师呢?


5、在法律援助律师和委托律师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莫焕晶已经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了,杭州中院依据什么规定,给莫焕晶出了一道选择题,用法律援助律师还是委托的律师?莫焕晶又是在什么状态下做的选择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关于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的规定。


其次,我们来捋顺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文件对指定法律援助律师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三十九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告知其将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 对下列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款: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四十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杭州市法律援助条例》


第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通过以上法律文件的规定,刑事案件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的前提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就是说委托了辩护人,就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了。很明显,党琳山律师的辩护权可以再议,但是何兵律师的辩护权呢?何兵律师的介入,就已经让莫焕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了。这是作为法律人都无需赘言的结论。亦即,杭州中院指定辩护律师为莫焕晶辩护系违法行为。


第三,杭州中院审理本案的法官安排法律援助律师介入的行为该怎么定性?


莫焕晶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杭州中院却安排法律援助律师介入。我认为具体办案法官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1、承办法官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就不用赘述。


2、具体行为的实施人的确定。法院系统经过员额制改革,法官审理案件有充分的决定权。据此,我认为,安排法律援助律师一事,系莫焕晶案件的合议庭成员所决定。即行为人系具体承办法官。


3、法律援助律师的工作费用是由国家财政供给,在莫焕晶已经委托有律师,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下,安排法律援助律师介入,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具体承办法官为莫焕晶安排法律援助律师,是一种外观上为行使职权,实质上违法、不当的行为。明显属于“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的滥用职权行为。


4、具体承办法官的这种行为严重损害司法声誉,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这点现在已经无需证明。


5、承办法官不能够用自己行使法定职权来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因为其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职权。


6、具体承办法官实施这种行为是的主观心态是故意。


7、具体承办法官的这种行为与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的规定具有构成要件上的符合性,没有违法阻却事由,且主观故意明显,符合滥用职权罪的规定。


分析至此,我认为承办法官在处理莫焕晶辩护权上甚为不妥,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应当及时纠正。哪怕不让党琳山律师辩护,让何兵律师辩护,也算是给法治留下一点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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